1943年正处于全面抗战的关键阶段,各地民俗活动带着战时的务实色彩，不会像和平年代那样讲究排场，当时人们选结婚吉日，除参考老黄历宜忌，还会优先避开有战事或空袭预警的时段，选在农闲月份，比如华北、晋南不少村镇，会把吉日定在农历二月或八月，这两个月份农活少，亲友能腾出时间帮忙，不少家庭还会避开刚经历灾情的月份，避免办喜事时凑不齐粮食或物资，当时不少年轻人的婚事由长辈托媒人说合，选吉日时还要考虑双方家庭的劳力情况，男家有没有足够粮食办喜酒，女家有没有时间准备嫁妆，这些都比单纯黄历宜忌更受重视。
那时候没有便捷的电子黄历,大家靠传抄的老皇历或村里先生的口传口诀判断吉日，最普遍的说法是双日为吉，还要避开三娘煞、杨公忌这些传统禁忌，但会根据实际灵活调整，比如1943年农历正月十七，老皇历明确写着宜嫁娶，又恰逢村里年度大集，不少新人就选了这天，还借着集市人气凑了热闹，省了不少办喜事的开支，村里的先生还会根据新人的生辰八字简单推算当日气场，但不会强求，大多给参考意见，最终由新人长辈拍板，还有些地方会看清晨露水，农历八月有露水就被视为丰收吉兆，适合办喜事。
如果1943年想办喜事,不用纠结复杂的五行测算，重点结合两个实际因素，一是农闲的集日，比如农历三、六、九的日子，这样亲戚朋友能从周边赶来帮忙，不用耽误农活；二是避开当月的大型祭祀或庙会高峰，避免人多混乱影响迎亲路程，要是家里有在外做工的亲人，还会特意选在他们能请假回来的日子，比如农历逢五的日子，不少在外工人会在这天轮休，能凑齐帮忙的人手，要是赶上当年的闰月，还会特意选在闰月单双日结合的日子，比如闰二月初八，既符合双日为吉的说法，又避开农忙高峰。
1943年的结婚吉日,不用完全照搬现代测算方法，结合当时的战时环境和民间习惯，选个农闲、亲友方便相聚的日子，就是最贴合实际的选择。